思想谱系里珍贵的少数派声音
我和董洁林认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美国留学，她给我的印象是个热情、有血性、做事执着的姑娘。后来我弃文从商去AIG（美国国际集团）旗下的基金做投资，便老往国内跑。听别人说她也在创业，常常中美两地跑。但我们却没再碰到过，直到2011年我在一次“千人计划”的会议上见到她，她告诉我她现在在大学教书、做研究。我听后颇为惊讶，因为创业赚钱后又回过头去做清苦的研究，在时下的中国是不多见的。
不久前她给我发微信，想请我给她以人类科技创新简史为主题的新书写篇序言。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，一是因为这个题材，我认为它对时下的中国有意义；二是因为好奇，我想看看这位不同凡响的女性能写出什么。后来她陆续给我发来书稿，没想到她花了5年时间写了一部四五十万字的著作。
董洁林在这本书中探讨的是人们经常思考的一些问题，比如，人类为什么要进行科技创新，又如何进行科技创新？当下最重大的科技创新是什么？它将如何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？关于科技创新与地理、文化、制度、经济、历史等因素的关系，市面上有不少优秀的著作。马克斯·韦伯的名著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就从宗教价值观的角度，探讨了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之间的关系。董洁林的书和其他人的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：她基于前人在不同领域建立的理论，搭建起新的分析框架，结合历史和当代的大数据，着重研究科技创新与人类本身的欲望及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。
针对这些问题，这本书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讨论和洞见。董洁林认为，人类历史上有三次长波段的科技革命：10 000多年前开始的“生存技术革命”，对应农业革命和新石器革命，奠定了人口增长的新基础，引发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大分流；5 000年前开始的“交流技术革命”（文字、数学、信息娱乐等领域的技术革命），对应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飞跃性发展，推动社会发生结构变革，让管理效率得以提升，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自此分野；400年前开始的“效率科技革命”（包括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），特别是化石能源的利用和动力机械的发明，促使财富获得极大增长，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中跳脱而出，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徐徐展开。
对历史上中国和欧洲的科技发展，她用摆数据和讲故事的双重方法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比较。她认为地理因素只是底色，2 000多年来中国和欧洲科技发展轨道的差异，特别是最近几百年来的分道扬镳，主要是由三个人为因素造成的：追求精准（比如数学、逻辑等）的偏好和能力，思想和权力的多元化，以及商业体系结构和动力学机制。这三个因素对一个社会现在乃至未来的科技创新能力也至关重要。
关于未来科技发展，董洁林提出了一些颇不寻常的判断。过去百年，科研投入和研究人员大幅增加，按本书数据库统计，人均年均重大科技首创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达到高点，此后明显下降。产品更新越来越快，未必意味着重大突破越来越多。她对中国科技史的分析也有不同于惯常叙述之处：中国传统技术曾在若干领域领先，但把科学与技术合计，以重大首创的累计数量衡量，欧洲长期较多。展望未来，她认为AI及其向超级智能（SI）的发展可能扭转人均重大首创下降的趋势，开启新的工业革命；然而，产出和财富的增长，未必带来多数人工资的同步增长，许多执行性工作的价格反而可能下降。这些判断有的来自统计，有的是对未来的大胆推演，都值得认真讨论。如果观点市场意见特别整齐，这不一定是好事。思想谱系里那些有根据、敢于提出不同解释的少数派声音，尤其值得珍惜。